“八·一”建军节到了，当过兵的人们都会回忆那段闪光的年华与青春岁月。要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也曾和许多铁血男儿一样应征入伍成为军人，但也曾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过山车，从高光时刻瞬间跌至低谷时分，最终是带着那血色浪漫与无限惆怅离开了部队，告别了北京和亲人，我曾经遗憾过，但从未后悔过……
▲本文作者在北海舰队某特种部队时的照片（1968年）
故事一：当兵前那些难忘的记忆
1967年底，我和二百多位首都中学生《前进兵》艺术团的伙伴们应广西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的邀请，为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大联合”而在南宁等地演出，自己当时担任着管弦乐队的队长兼圆号手。记得在柳州慰问抗美援越归国休整的6886部队时，听着英雄们的战斗事迹，目睹他们中有的缠绕着带血的绷带，有的用拐杖支撑着伤残的身体时，我已不再是激动与震撼而是怒火中烧。当时自己同艺术团的几个年轻人决定连夜直扑凭祥睦南关，保家卫国越境参战。而就在偷偷出发的前夕，北京西城武装部以及学校的长途电话追到了驻地，命令我立即返京体检，参军入伍。
▲首都中学生《前进兵》艺术团在广西演出时的剧照（1967年）
1968年初，我顺利通过了政审和体检，接到了北海舰队的入伍通知书。当兵对于许多干部子女来说就是子承父业，然而对我来讲也许意义非凡。我爷爷是个曾参加过十月革命和俄国红军的老华工，我没有看到过他当兵的样子，仅见过一顶破旧的布琼尼军帽。我父亲曾是原东北民主联军（四野前身）最早的战地摄影师兼摄影队长，他冒着枪林弹雨奔赴战场，但那时我依然还没有出生。现如今“我是一个兵”了，保家卫国守护海疆成了全家人的骄傲，感慨至极不言而喻。
▲1968年初冬学校师生在天安门广场为我们送行（前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那年北京十三中（原辅仁中学）几十个当兵同学中，高三1班仅有赵立光、罗建彬和我。我们仨原本就命该当兵，都曾在文革前内定保送“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那个年代北京大多数干部子女所憧憬的学府。1968年初冬依然料峭春寒，我站在英雄纪念碑前曾默默宣誓，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在天安门广场为我们送行留影，而班里的好友们也和我们几个依依惜别。
▲本文作者（前排左一）在颐和园同好友们合影留念（前排右一为粟寒生）
临行前高三3班的粟寒生（粟裕将军次子）找我吃了顿饭，我们同是运动初期北京十三中革委会成员，本来讲好一起去北海舰队的，但他临时起意去东海舰队当轮机兵，那曾是他父亲老战友陶勇的部队。理由是我们这批来自北京十三中、四中、三十五中等校的新兵中近乎清一色的干部子弟，人的磨练和进步谈何容易。其实他说的不无道理，我后来被强制退役了就是在普通与平凡中成长起来的。人要有自知之明，懂得进退，而我的认知或信条就是“人可以不伟大，但必须有尊严地活着。”
▲本文作者（前排左一）和班里同学依依惜别
当兵重要的是政治条件，但在那个风向极左、人人自危的年代里，谁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呢？当时，我父亲借调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拍摄纪录片去了，可母亲作为电影口的基层领导却被批判了。为了防止节外生枝我在院子里从来都穿着便服，也没有告诉任何人要去当兵。临行前一天武装部发来了灰色的军被，我偷偷拿回家却被母亲发现了，“当兵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早说？”“怕给您找麻烦！”我的确担心因为当兵造反派会对她穷追猛打。那天深夜母亲含着眼泪在灯光下帮我整理着衣被，嗔怪中的那句话我还记着，“为什么非要去当兵？你可以在地方好好干，哪怕是个普通工人呢！”她总说不求出人头地，只要平安无事就好，真不知道母亲究竟担心什么？
▲本文作者在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留影（1968年）
第二天清晨，原定有车来接但母亲谢绝了，她非要亲自送我去二龙路的集结地点，尽管从新街口大四条的家到那里要走很远的路。我原以为一路上母亲会讲很多很多的话，但她竟默默无语只是时不时地帮我调整好双肩背着的行囊。远处部队的军车已经来了，北舰的新兵们陆续集结上车了，母亲突然拉着我的手异常严肃地说道，“你从小就是当干部出身 ，小学第一批入队，中学又是校团委委员，总是介绍别人去参加组织，但从此刻起要准备比他人吃更多的苦，接受别人介绍你入党进步这个事实。”她还说，人生或许比想象得更残酷。我有些不耐烦地听着，怎么都好像生离死别的感觉。出征的号角响了，满目是舰灰色、红旗和鲜花，还有军歌、掌声和欢笑，但我也看到了母亲眼角上那挂着的泪花，不只有离舍，也许她已感觉到了那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奏了……
故事二：新兵连训练中的二、三事儿
新兵训练对于所有当过兵的人都会记忆深刻。正如四中战友所说的“那是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与现实条条框框的艰难磨合，一种心灵不羁与委曲求全的无奈碰撞”，尤其是501海校里我们当年那批新兵。在凛冽的寒风中练队列，立正稍息拔正步；在苍茫的暮色中打背包，三横两竖基本功；紧急集合夜行军不在话下，长途跋涉搞拉练更是小菜一碟，但我讨厌的是超出极限且没完没了的思想训练和政治审查，但这也许就是职业军人尤其那支特种部队的刚需吧。
那时的新兵训练没有图书室也没有电视，文化生活极为单调枯燥。因此一到晚上没有训练时，战友们就会围坐在一起讲故事聊天，我算是能讲的，留下了不少故事和那个“海聊”的外号。记得一次有人说，用“麻子”造句能讲出多少成语或歇后语？”，一个战友说，麻子上台——群众观点。又一个说，麻子敲门——坑人到家。轮到我说时，讲了个麻子跳伞——，大家谁都没有答对，我说天花乱坠呗。战友们捧腹大笑居然惊动了教导员，我当时是新兵连的副班长，结果挨了一顿狠批。
▲新兵训练中的深夜紧急集合
记得进新兵训练告一段落后终于发帽徽领章了，一身舰灰三点红，战友们就盼着这天了。因为从那时起我们正式成了一名战士，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从学生到军人的蜕变吧。那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同十三中的吴晓宗、赵立光、李安平、赵立勇就跑到青岛照相馆拍了那张“同学加战友”的五人照。要知道在那个休假日都是“三·三·三”制（1/3外出轮休、1/3上岗执勤、1/3营地待命）的年代里，五个要好的战友凑齐了会有多难，而如今已有两位不在了，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在身。
新兵连快要结束的3月下旬，北京出了所谓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许多军人出身的战友受到波及、人心惶惶。就在那不久部队里传出了要送走一名高干子弟，自己还曾暗自庆幸父亲算是副局级但仅是个摄影记者，不显山不露水有多好。我从没有想到那个要走的人居然会是自己。
▲同学/战友五人照（前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4月初新兵训练结束了，宣布全体分配及专业走向时我竟是唯一没有归宿的兵。教导员的解释“耳膜穿孔不适合搞监听”，但这纯粹是欺人之谈，我是搞乐器出身听力辨识度极佳。而第二天教导员又带着我学习《为人民服务》，强调李鼎铭先生的“精兵简政”好，说部队超编要把我这样的优秀同志支援到地方，自己又据理相争凭什么新兵里的党员不带头？我虽然嘴硬但心里却在犯嘀咕，怎么倒霉的就只有自己？当时家信已经一个多月没来了，本打算利用轮休去青岛打长途电话，但假期也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一切都暗示着凶多吉少。第三天组织上重新宣布了决定，训练队的炊事班刚刚组建正在闹情绪，命令我临时负责并兼团小组长进驻伙房，自己没有任何犹豫推诿，只要能留在部队。
故事三：在训练队炊事班里的喜乐伤悲
训练队炊事班当时8个人，4名山东在编职工，4名磐石朝族新兵，问题出在后者。他们文化都在小学程度，满以为来到大海边持枪站岗英姿飒爽，可如今分配到伙房里菜刀马勺烟熏火燎，觉得无颜面对家乡父老和未婚妻了。他们看到我一进来就挽着袖子洗菜和面，修理堵塞的下水道，尤其听说是北京名校老高三的就像被猛击了一掌都行动起来了。农村兵看得出好赖而且眼里有活儿，关键是他们能否认可你。很快，新战士勤快了老职工也笑了，新老同心其力断金，炊事班一改面貌。我们精心调整了伙食，还做了几次包子，训练队反响热烈，感谢的小字报都贴进了伙房“身居寸厨斗室，胸怀五洲四海”，我第一次受到了队前表扬。记得杨晓军等战友跑来握住我的手，“海峯，好样的！将来咱们都四个兜儿（指干部军装），我们当参谋你是司务长。”但我心里没有底，不知是悲还是喜？
▲北海舰队某部炊事班在包包子
我进炊事班后便写信给家里，要求寄做饭用的套袖，很大程度是为了打探家里的情况。半个月后家信和套袖终于来了，母亲说爸爸在沈阳军区“红九连”拍片，而她在厂里“三同”（和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知道家里平安无事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了，有谁能理解那个年代父母的政治沉浮左右着孩子们的人生走向呢？我以为一切都将过去，谁知被彻底欺骗了，真正的悲催才刚刚开始。
几天后副团长从司令部专程来到训练队的伙房，说是检查工作重点是同我谈话。几句寒暄后直奔主题，问我已经半个多月了是否想好回地方的事情。我说从没有考虑过，只想到安心伙房带好兵。“伙房带兵那是组织上的事，你的任务就是搞通思想回到地方。”第一次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了。隔了几天副团长又来了，一改和颜悦色变得强硬了，宣布回到地方是组织决定，还放了一句活话如果回北京可以考虑转成陆军，但如何去谁介绍没有下文，我却误认为自己只是不适合部队的机绝密专业而已。
然而我太天真了，军队里不被信任就是在煎熬与挣扎。当时在训练队的活动已受限了，自己的休假也被取消了。白天我要带着战士们坚守伙房满脸微笑，夜晚却孤独一人偷偷躲在被窝里泪水潸然。直面四壁冥思苦想，决不能坐以待毙，要去司令部直接申诉。记得那天我好不容易坐上了开往崂山的军车，司务长突然高喊“北京家里来电话了”，我不顾一切地跳下车去接，然而交换台却说从没有什么北京长途，等候的军车也开走了。我彻底被激怒了，“为什么搞欺骗！”，“你不能离开驻地是上级命令！”司务长解释道。“那是我家有问题吗？”“你长得都不像中国人，政审比谁都严。”而这就是当时的对话，自己既没有政治上的退路更没有自由和尊严，一气之下我用菜刀切破了食指，鲜血伴着泪水在纸上留下了“绝不离开连队，誓死守卫海疆！”的斑斑字迹，周围的人都惊诧不已。
▲最后一次向军旗敬礼
一周过后副团长又来了，再一次强调了“回到地方是团党委的集体决定”并非他个人所为，还指出也是北舰的命令，至于退役后是否转陆军的事儿根本不提了，只是讲一切回地方听从安排。最后还补充道，你从没有犯过错误而且部队表现突出，不希望因为固执或叛逆做糊涂事，这是忠告也在示警。自从那天之后替我说情的司务长不见了，为我不平的战友们也都安静了，几位军队出身的同学跑来好言相劝，部队里讲的是民主集中制，其实待久了就知道这里集中永远大于民主。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知道了自己该何去何从，尽管无奈且心痛。
离开海校那天凌晨细雨蒙蒙，我向着操场上的飘扬的军旗默默敬礼之后，将帽徽领章和炊事班日志整整齐齐地放在军被上，又跑回厨房为战友们准备了最后一次早餐，炊事班的同志尤其是朝鲜族战士知道我真得要走了都哭得稀里哗啦的。上午九点，我同部队和北舰派来的两名参谋悄悄地离开了营房，没有想到训练队的二十多名战友统统跑出来送行了，四中的战友徐小岩（徐帅之子）等人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当兵就不该到北舰，更不该进XXXX（指部队番号）”，我知道这些话都是在安慰自己，好在大家都曾军旅一场吧！吉普车启动时有人在高喊，“海峯，不要忘记你是在军旗下宣过誓的！”我的眼睛瞬间模糊了，战友们是希望自己能够坚强地走下去。
故事四：中途退役后的那日日夜夜
我们乘坐的青岛至北京的列车途径天津杨柳青时出事了，一辆驴车被挂倒了，整个列车也被迫停了。自己想起来欧阳海拦惊马的事迹，我问那两位同行的参谋，如果我将驴车推出轨道挽救了列车和牲畜的话？他俩齐声说，就是犯天大的错误我们也要把你送回到北海舰队！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被强制退役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家里出事儿了。
▲本文作者中途退役后回到北京（1968年夏）
在北京西城武装部交接时，他们延续着“耳膜穿孔不适合搞监听”的说词。而回到北京十三中时，学校军训团太了解我了，“无论是身体原因还是家庭问题，我们都相信你会处理好的。”那天晚上十点多钟，来自部队、北舰、武装部和学校军训团的四位军人将自己护送到了北京家中。深夜，妹妹怕爷爷伤心把我拽出了房间偷偷地说，家里出大事了，妈妈是地道的日本人还被扣上了“特务”的帽子，已被羁押监管了；父亲也被扒去了帽徽领章遣送回北京，在单位里隔离着；而她自己也早就被学校开除了红卫兵并撤销了舞蹈队队长，公安还约谈了好几次了。后来我听说就在“三·八”妇女节那天，公安部的几十个人押着母亲回到院子里，指认、抄家和查封，而拿不走的留声机、名曲唱片，包括父亲的部分手稿、日志，我的读书笔记和妹妹的芭比娃娃等统统付之一炬，刺鼻的浓烟腾空而起，倔强一辈子的爷爷都落泪了。甚至连自己在炊事班里接到的那封所谓“平安无事”的家信，也是造反派和公安部的人要挟母亲为了欺骗我而写的，但信写完了她也心痛地昏厥过去了……
▲本文作者的母亲
翌日清晨，妹妹照例去学校烧开水、打扫厕所去了，八十多岁的爷爷拎着扫把也叫去扫街了，四合院里冷冷清清的只剩下我了。门庭立柱上“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对联残片依然在风中摇弋，暗示着“一人有事，全家完蛋”那个时代的政治说教。回到北京后一切都变了，宿舍里有人白眼相加、冷嘲热讽；街道上要求定期汇报、大义灭亲；而武装部则是“北京的定时炸弹已经够多的了，好自为之吧！”一推了事。据说回来前，更有甚者打算在院子里张贴标语“斩断日本特务伸向北舰的黑手”。那时家里的生活费从几百元已降至不足20元了，最难以接受的母亲居然是革命队伍里的日本人，没有谁曾知道？如今我和妹妹的血管里流淌有日本人的血液，而抗日战争恰恰是刻在中华民族几代人骨子里的记忆和仇恨啊！周围的空气压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早已不是当不当兵而是能不能活下去了？
当时的北京军队大院里，有一群因“杨、余、傅”事件而被强制退役的干部子女，其中有些人由此而一跌不振，变得轻薄无羁、玩物丧志了，他们叫我是“同命相连”的大哥。但我太清楚自己了，他们或许是政治博弈的“牺牲品”，希望尚存，而我可能是阶级斗争的“弃子”，前途渺茫。
▲本文作者（右三）担任学校代课老师兼辅导员
尽管苦闷且无奈，但我不能倒下去，家里有无助的爷爷和妹妹，还有那深陷囹圄中的母亲和父亲，因为北京不相信眼泪！我跑到十三中去要求工作，学校及军训团慎重研究后决定让我教69届新生的英语和化学，并代理班主任。从那天起我几乎吃住在学校里，带着同学们上课学军，夏收拉练，同甘共苦，率先垂范。一段当兵的经历，一身褪色的军装，一脸络腮胡须，一腔热血激情，也许成了低年级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我所担任的班级迅速成了学校里的标杆。沐浴着来自身边的理解与同情，冷漠和歧视，我选择了自己该走的路，尽管只会更苦更难……。
同年7月末，内蒙古扎鲁特旗来学校招募插队知青，初中已报名了可高中仍陷于派性纷争，而我依然在等着武装部的分配意见，患病爷爷的手术一拖再拖的确需要照顾。同年8月的教师会上有人无理取闹指责校军训团，我站起来直言却遭到了造反派们的围攻，“逃兵、日本特务的狗崽子无权发言，更不能从教！”我拍案而起，“课可以不教，但我绝不是什么逃兵，有种的就一起下乡去！”家里出事后我第一次如此理直气壮，挑衅的人被震慑住了，但自己也没有退路了。
▲插队前本文作者（前排左一）同学校好友们依依惜别
我要去插队了。瞒着家里我偷偷注销了户口，自己用省下来的津贴费给家里最后买了一袋面粉，帮助老人家搓洗了脊背，给妹妹留下了一套军装，望着这一老一少和那个已经破败却依旧留下了那么多好书的家，自己走了又有谁来照料这一切呢？我真得不舍但又能怎样？记得爷爷曾说过咱家无论谁走都要多说些吉利话，可那时吉利早已渐行渐远变得遥不可及了。
我要去插队了。妹妹探视时偷偷告诉了羁押中的母亲，她用头疯狂地撞击着铁栏，反复地念叨着是她对不起全家。但母亲依然强忍着屈辱和被打的伤痛让妹妹转告给我和爷爷，她是日本人但绝不是什么“特务”，早在战争年代加入党那天起她就把自己交给了组织和中国革命了。母亲还留下了600元人民币让我带走，她说家里第一个远行的人难免会有急用，或是交给更需要帮助的朋友吧。
▲插队前本文作者（后排左四）同学校师生话别留念
我要去插队了。学校里许多老师和同学前来道别，教过的69届孩子们送上了亲手织的围巾，说老师戴上了可以抵御北疆的严寒；军训团的人也送来了日记本，扉页上写着，“要像海边屹立着的山峰经得起风浪！”而最令我动容的是登上列车前，北京八中的几个同学竟拿着照片找到了我，“王海峯你并不孤独，我们也是去科尔沁插队的同行者！”为首的叫连方虹，居然是受北海舰队战友之托。
▲本世纪初本文作者（前排左三）同集体户部分女生在北京合影
我要去插队了。登上火车我才知道，除了同窗八年的高三好友，还有十三中军乐队和射击队里曾一起摸爬滚打过的高二伙伴，而来自学校的初中同学也都似曾相识。唯一不熟悉的是那十来位结伴而行的女校生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尽管我们每个人的初衷和背景各不相同，但目的地都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叫必喜（比勒其日），从此将在一口锅里吃饭，一个集体户里生活了，我们就是兄弟姐妹。
▲本文作者在内蒙扎鲁特旗插队时的照片（1969）
1968年8月26日 ——那个永远会被铭记的日子，我和六百多名北京知青乘坐的列车呼啸着驶向了遥远的北方。无论是青春无悔去追逐理想，还是青春无奈为命运使然，我们都将要远离了都市的文明与灯火而被彻底撒向了那片广袤无垠的科尔沁草原，把自己最美好的一段青春年华揉进了那陌生且荒僻的扎鲁特大地，也永远刻在了那一代人深深的记忆里……
故事后记
“八·一”建军节又到了，我依然怀念那段激情燃烧且无限惆怅的短暂岁月。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入伍当兵，更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那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无论是高光时刻的荣耀，还是低谷时分的磨砺，都曾经是自己青春最真实的注脚，最终也都化作了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印记与精彩。（2026年8月1日，完稿于日本京都）
（备注：其中部分文字选自本文作者曾发表过的《赴内蒙插队前那段难忘的记忆》（2018.7））
